但COP27仍面臨強大的阻力。
所以一台校巴應該要配置多少工作人員、具有什麼樣條件的人才可以開校巴，都由各個幼保機構自行決定，並沒有中央統一的標準。如果比較各國每名工作人員需要照顧多少名4-5歲幼童，英國是每13名幼童就要配1名保育員，紐西蘭是每10名幼童配置1名保育員，德國是每9名幼童就要配1名保育員，就能看出日本的保育員每人需要照顧的幼童數，比西方國家多很多。
不僅如此，地方大學幼保相關科系的畢業生畢業後也有往都市集中的傾向，使得地方的幼保人員人手更不足。像是這次發生憾事的靜岡縣，同樣是今年1月的統計，靜岡縣內的保育士求供倍數來到4.40倍，遠遠超出全國平均的2.92倍。判決出爐後，被告浦上陽子除了向遺族道歉，也向媒體表明表明，發生了這種事情自己不可能再從事幼教相關工作，只希望自己能真摯的面對自己應負的責任。理事長和代班的派遣員工把孩子接送到幼兒園後，沒有確認車上還有沒有小朋友，年僅3歲的河本千奈被留在巴士上，負責照顧河本千奈的老師雖然有發現河本千奈小朋友不在教室裡，卻擅自以為孩子今天請假，而沒有和其他工作人員或是家長確認。地方幼保工作人員慢性不足 以今年1月的統計來看，日本全國的保育士求供倍數（日文稱為「有效求人倍率」，指的是每一個求職者有多少家公司搶著要）的平均是2.92，對比同一時期所有職種的平均為1.14，明顯搶人搶很兇。
上述不論是針對哪一個學齡層的教育機構，日本政府最高可以補助9成相關設備建置費用（每台車補助上限為20萬日圓）。目前日本關於幼保服務人員的配比為： 每3名0歲幼童須配有1名幼托服務人員 每6名1-2歲幼童須配有1名幼托服務人員 每20名3歲幼童須配有1名幼托服務人員 每30名4-5歲幼童須配有1名幼托服務人員 這個配比從戰後1948年至今都沒有改變。龜裂、斷裂、裂口，或任何一個你能想像的用詞，都可以用來形容此刻的我內心的脆弱。
「是學校，」她嘆了口氣，「瓦倫汀的學校打來，說出事了。惱羞成怒的我，這回直接把手伸進外套內。四個月前，我們沿著裂痕安置了偵測儀，我正在等待助理回報相關數據。還沒聽到她要說什麼，我已經設想了最糟的狀況。
任何事情都建立在一個根基之上，這是我的專業教會我的。我的諮詢預約滿到頭頂了，不可能全部取消，而且你比較近。
相對的，如果最後判定建築師應該負責，我們就得等上好幾個月（甚至好幾年）才能收到款項，同時失去比金錢更貴重的東西：信任。除了可觀的花費外，還有三個建築師、兩個測量員、一個開發商、一個土木工程師、一個營造商、一個工頭、兩個工程顧問和一個副市長的名聲都賭在這上面。承接這件案子前，我們猶豫了許久，最後是基於對這些人的尊重才答應的。我不打算列出更多細節，畢竟都是技術性的內容，但不得不說情況的確很緊張。
現在不是說明細節的時機，就像剛才說的，都是技術性的內容，我說不清，你們也聽不懂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我極度焦慮。其餘的事都被我拋諸九霄雲外，而我將繼續檢查我那片牆。而根據我即將繳交的報告中，選擇使用「移位」、「滑動」或「傾斜」（以及它們會導致的後果）這三個字其中的哪一個，會影響到的不是金額（這種鑽牛角尖的事並非我的專長），而是未來那張帳單上的立據人和收件人名字。我感覺到它嗡嗡作響，但當時我正蹲在一面牆邊觀察一條裂痕，所以沒有打算管它。
這件案子無論是對我、對我們、對公司來說都過於沉重，也過於棘手，更重要的是，風險過大。） 正當我陷入沉思時，一名建築師朝我走來，遞上他的手機。
我把手放在那條該死的裂痕上，陷入沉思，喟然而嘆。（我竟然要到今晚寫下「我繼續檢查我那片牆」這句話時，才意識到這件評估案已經把我逼到了什麼地步。
投入這件案子至今已數百個小時，我第一次感覺到內心有個疑慮正在啃蝕我：建築事務所真的對我們坦白了嗎？ （以上這段楔子稍嫌冗長，但我認為對接下來描述的事件很重要。它們都帶來無力感和一點基督教式的狂熱心情。我們正在等結⋯⋯」 「聽好了，」她切斷我的話，「這個工地的案子已經糟蹋我們的生活兩年了，我知道不容易，我從來沒有責備過你，可是現在我需要你。這條裂痕是自我們開始評估以來出現的第三條了，我的指尖輕撫著它，彷彿那是一個人的傷口。儘管長遠來看，這件事最終會成為律師間的遊戲，那些最令人擔憂的裂痕、結構和地基也會轉變為友善的協議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很清楚無論我的報告怎麼寫，只要我表達意見、傳達了我們的立場，都會在這個領域的圈子裡召來敵意。我的公司處理這個案件兩年多了，投入了大筆的經費。
」 「什麼事？」 「我不知道。文：安娜・戈華達（Anna Gavalda） 〈我的生命值〉 今天上午十點左右，我放在胸前口袋的手機震動了。
過程中的任何失誤對公司或對我來說，都將是一場災難。甚至在發出「喂？」的聲音之前，一連串影像已經從我的腦海裡閃過，一張比一張更慘烈。
我還在巴斯特工地這裡，我現在不能離開起心動念有這段歷史想像，肯定不會只是想說一段傳聞的故事，而且也絕對有不是說這段故事最優先順位的自覺。
那麼，作者寫慰安婦故事的理由，就只剩下傳達他想像的歷史了。「鶴松屋」是設在台灣某空軍基地裡的慰安所，裡面的慰安婦有日本人、朝鮮人、琉球人、台灣原住民、客家人、福佬人，還有白人女子。說故事、寫小說，借位歷史，有其方便法門。相對於戰後在日本、在大東亞戰火籠罩地區各方面的「戰後省思」，慰安婦現象的檢討，最為遲晚。
這也是《櫻》奮力描述慰安婦故事國族之外的另一個重點——非關戰爭。固然是因為慰安婦是弱勢中的弱勢，被忽略了，慰安婦製造者把慰安婦打到人間最陰暗的角落，一方面奴役、壓榨、迫害她們，一方面汙名化她們，讓倖存者在終戰數十年之後，仍活在暗夜裡恥於曝光。
慰安婦新聞喧騰一時之際，媒體曾出現微弱的聲音——八三么要不要一併省思？「八三么」是一九五○至一九九二年存在於國防部治下中華民國軍營設的軍中妓院。從慰安婦、八三么到柴大紀寓娼，帶來的是怎樣的想像的歷史？ 《櫻》以朝鮮女子盧英珠貫串整個慰安婦故事，盧英珠父母雙亡、與妹妹寄生舅舅家，為脫貧自立報名看護婦而掉落慰安婦火坑陷阱。
據研究人員估計，約有二千名的台灣各族群婦女被迫被騙為慰安婦，一九九○年代慰安婦聲援組織出現後，僅有五十八人肯站出來面對自己人生的黑暗歷史。《櫻》超越國族主義的想像是兩面刃，一面砍向軍國主義，一面也砍了國族主義。
戰爭結束了，戰犯清理了，但慰安婦的共犯結構並未被清理，犯罪的機制仍完好存在，製造慰安婦的「政治」依然故我在人間運作。通常「歷史小說」或「歷史素材小說」裡的「歷史」，指的是「大歷史」，取材於大歷史的小說，容易被史料綁架，限縮了創作的歷史想像。但沒有歷史背景的小說，少了可想像的歷史，創作容易貧血。戰後台灣小說，借古諷今借歷史說不方便直接說的話，曾蔚為風潮。
從小歷史看戰爭、看大時代，發揮的是歷史想像，呈現的則是想像的歷史。金門軍中樂園的軍中電話分機號碼是八三么，因此全國軍中樂園都以此代稱。
藉由「鶴松屋」小歷史發揮大歷史大時代洞澈的想像，正是《櫻》刻意施展的歷史想像。她又活過二十一世紀，活出完整的慰安婦的歷史，活到慰安婦從人間最陰暗的角落見到陽光，足夠令人有充分的想像歷史的空間。
《櫻》的故事發生於一九四四年一月至戰爭結束，也是被濃縮的故事。《櫻》呈現的歷史想像是什麼？鶴松屋所以被描繪成慰安婦的聯合國，日本女子的比重不輕，慰安婦在鶴松屋裡，沒有國族差異的待遇，就在避免慰安婦的「小歷史」被放大到民族主義的戰爭現象，進而合理化軍國主義泯滅人性的人性惡質，而忽略了假國族主義或戰爭之名遂行更令人髮指的惡行。
